分享到:

管虎談《革命者》:李大釗的一生,常規敍事滿足不了

管虎談《革命者》:李大釗的一生,常規敍事滿足不了

2021年07月02日 13:30 來源:澎湃新聞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專訪|管虎談《革命者》:李大釗的一生,常規敍事滿足不了

  澎湃新聞記者 陳晨

  7月1日上映的《革命者》,是關於李大釗的電影,也是今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的重點影片。不同於傳統的人物傳記片的敍述方式,也與印象中常規的主旋律電影極為不同,導演徐展雄帶着全新的視角,為影片賦予極為浪漫的理想主義光環和色彩。

  在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詩意鏡頭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早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們為救國救民上下求索的激昂征途,在一個個鮮活的人的視角中得以展現。

  作為首部聚焦李大釗個人革命蹤跡的傳記影片,電影《革命者》在注重刻畫李大釗作為偉大馬克思主義者崇高形象的同時,更為這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注入更具煙火氣,更有人情味的銀幕靈魂。

  《革命者》的英文名是“The Pioneer”,這部表現100年前“先鋒者”事蹟的電影,在視聽語言上也作出了相應的“先鋒”嘗試,恰似一種從形式到主題的統一。

  作為近些年操刀多部重大題材影視作品,對歷史題材、宏大場面具有豐富創作經驗和獨到掌控力的導演,《革命者》的監製管虎也表達了這次在這類重大歷史題材創作上進一步探索的野心。總製片人梁靜在首映禮上表示,“希望在主旋律創作當中能有藝術上精湛的進步,希望未來的主旋律電影能更多為觀眾們接受,這是我們的課題,這次也是一次試驗。希望我們這個進取、這個試驗是成功的。”

  影片上映前,監製管虎接受澎湃新聞的專訪,談到對李大釗和那段激揚理想的“覺醒年代”的理解,以及用電影獨有的視聽手段引領觀眾感受信仰力量的藝術理念。

  【速遞大陸】

  把視角“降下來”,從普通人的側面平視李大釗

  澎湃新聞:創作過程裏劇本有了很大的修改,可以介紹一下這個過程嗎?

  管虎:原本就是一個常規的人物傳記片,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一些事件去講一個人物。但是我們認為,這條路對李大釗先生這一生來説不足夠,常規敍事滿足不了,所以我們馬上改弦更張,換另一種方向。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完善我們的劇本,我覺得是上天眷顧,讓我們走另一條路。

  澎湃新聞:這次要發掘李大釗的史料的時候,有哪些意外或者是震動的新發現,最後是體現在了電影裏的?

  管虎:如果真的鑽研到細節裏,會發現很多原來不太為人所知的事,比如説守常先生其實有個女兒,三歲的時候去世了,他當時在莫斯科沒有見到這個女兒。我們一度甚至嘗試用死去的女兒視角來寫這個劇本,但後來覺得過於虛幻,所以就把這個想法去掉,類似這樣的嘗試在這個過程裏經歷了很多。

  具體到電影裏邊,我們把一些“販夫走卒”、“鄰家大叔”式的東西,儘量多地按我們瞭解到的細節明確了,比如説白客演小偷,這樣的一些交集,或者有一些李大釗對兒女的感情,也把它落實了。這些是非常小的細節,過往的宏大敍事裏不太涉及到。

  澎湃新聞:近年來,你一直致力於做以人物為中心的電影,這次這樣不同以往的“散點透視”的敍述方式給人物形象的樹立打開一個什麼樣的新空間?

  管虎:對於我來説,最大的吸引力在於這件事完成以後,守常先生整個人栩栩如生的在我面前了,以前他可能是停留在課本上,或者是大家從上一輩人那裏得知的一個歷史人物,但現在這個是真實的一個人了。

  而且這次新經驗確實對我幫助也挺大的,等於我們用一個比較濃縮的社會縮影,將上至首腦下至平民不同階層的人物對一個人不同側面的感受和反饋展現出來。這樣的敍事角度,對我們後邊的創作都有幫助。它更能比較“完美”地寫一個人。過往人物傳記片基本上是上帝視角,是全景觀的,這個時候我們把看待一個人的角度整個降下來,用普通人的平視角度來看他,這種嘗試是很有益的。

  澎湃新聞:和原來停留在書上的印象相比,這此電影拍攝完後對李大釗新的理解主要發生在哪方面?

  管虎:我們這個片子的英文名叫“The Pioneer”,先鋒者。其實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人吧,這樣的先鋒者就會成為大家崇拜的人。這樣回想到那個年代,李大釗先生無疑也會成為我的一個偶像。他是先鋒者,那我是不是敢於拋家舍業去追尋他?現在拍完這個電影,可以肯定地説,我是想要敢於的。我覺得這個角度上,這種感染力和衝擊力,是課本里給不了的。

  中國共產黨人當年在長征路上,每天有很多革命先輩犧牲,最終剩下幾千人到達陝北,然後在之後20年不到的時間裏,改天換地,是什麼力量支撐這些人?後來我發現是一種信仰,這就是信仰的力量。今天這種力量是不是缺乏我不敢説,但是當年人的信仰之純粹和強烈,是這個戲拍完以後給的我特別強烈的一個感覺,也許這就是通過電影希望能夠傳遞給觀眾的。

  哪怕抓到“1%”,這事就能成

  澎湃新聞:張頌文老師給這個角色貢獻了一些什麼樣的驚喜?

  管虎:選擇他是因為我特別瞭解這個人,他作為一個大家都説的“好演員”,他的能力很多人過去是不知道的,但我能感覺到他內心的那種力量。他不光是那種技術上的方法厲害,認為表演上那些形似神似都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就是內心的一種貼合度,想抓到100年前守常先生的內心是一個相對難的事兒,我覺得頌文有這能力。有天我們倆聊天,説到哪怕抓到了“1%”這事兒都能成,但我覺得最終他完成度更高。

  他有一個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方法,他稱之為換角度思維。他老拿自己放到1920年代那個環境裏面,想守常先生他會怎麼走路、怎麼吃飯,然後他會記得這事兒怎麼處理,他真的一直身體力行在體驗那個東西,然後我們就慢慢感覺被他帶到那個環境裏去了。這個好演員往往是這樣的,會沉浸式地營造出那個環境,於是拍的過程當中,也覺得自己身處在那個年代。這種力量,對其他的演員也是有同樣的帶動作用,大家互相借力都沉浸進去。

  澎湃新聞:這次選擇李易峯演毛澤東,韓庚演蔣介石,這樣的選擇都挺讓人意外的,這個選擇和決定的過程是?

  管虎:對你們是意外,對我這一點都不是意外,因為我跟易峯已經打交道多年,在劇組給他上妝後,看着他背影走路,或者看着他正面笑起來,我都覺得像。咱們印象中的主席大多數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但是真正的28歲的青春勃發、追隨信仰的青年毛澤東,我們需要一個嶄新的形象,我覺得他是比較合適。

  韓庚其實也是一個道理,我覺得他不是偶像,他自身有一種氣質,是能夠達到這個人物的。這次電影裏的蔣介石是比較陰鬱的感覺,他不是演出來的,他身體裏面有那個東西,而且他的能量爆發,我認為是挺得體的。

  革命是件“浪漫”的事

  澎湃新聞:電影裏其實有説,那個時間是中華民族的至暗時刻,但是大部分鏡頭都非常的光彩明豔,在視覺風格的選擇上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管虎:這個電影的主創團隊裏,導演徐展雄、攝影指導高偉喆、剪輯指導楊紅雨、音樂總監竇鵬都非常年輕,這個組合加起來,註定他們成就的就是這樣一種相對唯美的風格,大家對這種浪漫氣質的審美是有共同追求的。

  可能以往的革命歷史題材,不太會是這樣很浪漫唯美的風格,但這種浪漫氣息,我可以坦誠地説,就是我們想要的。我不認為革命就不浪漫了,這是多浪漫、多可愛的事兒啊。

  澎湃新聞:有沒有一些拍得非常“費工”的鏡頭可以介紹一下?

  管虎:看現在的成片是相對節奏比較快的,拍攝的過程中,很多鏡頭其實非常完整,演員的調度和鏡頭的配合,都非常流暢但比較長,後來為了節奏去剪短,其實有一點點心疼的。這種場景的完成度就得特別高,有時候一天就拍一個鏡頭,開始這樣的情況經常發生。後來我就勸導演説,一定要多拍點備用方案,但這些長鏡頭其實是非常費工費力的。

  澎湃新聞:這次影片的結構也很特別,剪輯上有很多打亂時空的嘗試,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方式?

  管虎:你知道李大釗先生他這一生的波瀾壯闊,他遇到的人和事兒遠遠超過常人,用一個常規敍事的電影是完不成的。那麼我認為,用一種新的語言,能夠儘量濃縮、儘量完整地反映到他的這一生,這是比較好的方式。所以這個不是我們強行要這麼做,有時候我覺得是老天爺帶着我們走的,甚至沒有為什麼。我覺得對這個人物這段事兒的敍事,這是得體的。

  澎湃新聞:李大釗一生經歷很多事件,在歷史大背景的選取上,為什麼選擇了現在的這幾個時間節點?

  管虎:我們當時這個方案和方向確定以後,大概從各個歷史事件裏選擇比較重要的,現在留下8個,最終留下這些事和人,是最適合在電影體量裏濃縮下來,同時也是力量感上更強的。有一些事兒也很不錯,也很有趣,但因為長度所限,就保留了勁兒更大的。

  澎湃新聞:電影裏面要很多時候要闡釋李大釗的革命理論、思想、精神,這些非常“形而上”的東西,怎麼融入故事去展現,是不是比較大的挑戰?

  管虎:電影首先就是影像,守常先生其實一生當中更多的是文字,他寫作和開會、演講,特別的大的行動幾乎很少見,所以從影像角度表達相對有一點艱難,我們在這方面也下了比較大的功夫。一定要讓這電影好看起來、浪漫起來,才能讓觀眾接受度更高。

  澎湃新聞:這次一個嘗試是不同人的視點彙集到一個人的身上,而且視點是在不斷變換的,加上前面説的對攝影風格,剪輯節奏,一切這些新的嘗試,有沒有擔心觀眾的接受程度?

  管虎:會的,開始就有過,一定會經歷質疑和擔心,但是這種敍事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下決心想這麼做,並不是想挑戰觀眾,而是想在電影這種新語言上往前走一步。觀眾即便説暫時都適應不了,慢慢在這電影的過程當中,可能也會留下一些疑惑的地方。那麼他也許會回去看一下百度,查一下歷史是怎麼回事,也不失為一個好事。

  而且我不認為它能特別大的擾亂到那些有觀影習慣的觀眾。相反的,對電影語言有挑剔的觀眾,我覺得可能更能滿足到那部分觀眾。我老説我跟所有人都説,不能因為擔心我們就不這麼去做了。

  主旋律創作是職業生涯的必經階段

  澎湃新聞:電影最後的點落在了“相信”上,為什麼選擇了這個落腳點?

  管虎:從根上來講,這是我們創作者內心的迸發,全世界任何一個民族都是有信仰的。這個不是非要硬強加去上的價值,我覺得是內心直接流淌出來的。

  澎湃新聞:有種説法是“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所以今天來拍這個故事的時候,你希望觀眾怎麼去理解“革命者”的精神?

  管虎:如果能夠栩栩如生地營造出一個當時的時代,讓大家跳離書本去沉浸到電影的世界裏,所謂的革命者的精神,無非就是咱們剛才説的一種信仰的力量,並且堅持到底的決心。這個勁兒,我覺得用電影的手段來表現,可能在幾種藝術形態裏是最直觀的能給到觀眾的,那麼怎麼去理解,每個觀眾有自己的答案。

  澎湃新聞:這幾年你一直在拍主旋律的電影,在這個類型的多樣化上有怎樣的探索心得?

  管虎:對我來説,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主流電影,我們現在等於做的是一些符合大多數人的價值觀的電影。現在我們做主流電影更多的貼合觀眾,從平民視點尋找情感共鳴,這是我們這幾年一直在努力嘗試的方向。這一次《革命者》算是有一點實驗性在裏面,也努力想把電影語言往前推一步。

  澎湃新聞:在不斷地去挖掘這些過往的主流價值觀的人物和事件的過程裏,你覺得對你個人的藝術觀會有怎麼樣的影響嗎?

  管虎:我覺得人生就是要經歷各種各樣的事兒,這都是人生必經的東西,它一定程度上是會有幫助我。如果沒有這次《革命者》,我對這個人物的瞭解,就沒那麼透徹。

  説到個人的節奏感,經過幾部“大電影”,可能我會希望能回頭再去拍一些體量比較小、比較作者向的,然後也會想做類型化的創作,這種創作的節奏,我也是有考慮的。不可能一直在一個高節奏的頻率裏。我會在適當的時候停下來,去做一些安靜的東西。

【速遞大陸】